据昨天（11月6日）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因严重违纪，收受贿赂，并干扰纪检部门办案，已涉嫌犯罪。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武龙的代表资格终止。王武龙涉嫌犯罪与房地产业有关。据报道，王武龙的弟弟王文龙担任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有当市委书记的哥哥做靠山，王文龙得以够顺利拿到南京市的一些竞争激烈的“黄金宝地”。

    纵观近来揪出的一些腐败案件，大都与房地产密切相关。仅今年6月，就有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福州仓山区土地局局长李仲、仓山区区委书记张森兴等一批官员，因涉嫌与房地产有关的经济问题遭“双规”。

    从六月到现在，又先后有多名官员因类似经济问题被双规，在官场引发一次又一次的地震。从这些案例中，既可以看出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之大，也可以看出部分官员与地产界的勾结之深。官员与开发商的勾结，主要是利益上的联系，即官员利用权力为开发商“行方便”，而开发商则投桃报李，给其经济上的回报。

    这种权钱交换最终必然增大房地产开发的成本。假设没有腐败行为，与房地产有关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比如，土地的出让等等，都是市场化的，也是公开和透明的。政府采用公开招投标、拍卖、挂牌出让的方式，开发商们就能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土地。但是，当权力与开发商勾结以后，就凭空多出了三部分成本：

    一是开发商与权力交换的成本。房地产行业与医疗药品行业、零售业并称为商业贿赂的三大高发领域。商业贿赂贯穿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据悉，开发商的“公关”成本占到楼盘总成本的3%到5%或更高，这对房价起了推动作用。二是腐败竞争成本，开发商们为了更有把握拿到心仪的地块，可能争相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贿赂官员，加剧腐败的蔓延和升级。三是效率成本。当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和正常的权力行为，与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必然制约效率的发挥，这同样会大大增加房地产开发的成本。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之所以反对公布房价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担心房价中的隐性成本暴露出来。

    相对而言，这依然只是表象的。一旦开发商与权力勾结在一起，这些开发商们就无惧相关政策的压力，他们会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地制造信息不对称，营造供不应求的假象，诱导消费者购房，推动房价上涨。而这些成本，无疑都将悉数或加倍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且，有权力作靠山，这些开发商纯粹的商业行为，就会沾染上一些霸道的因素，他们不仅可能在建房成本上做手脚，也常常面对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房屋质量问题无动于衷，这加大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权力为了获取更多好处，也会千方百计抵制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

    因而，不妨把反腐败作为宏观调控的一个前提或者基础工作。随着反腐败的深入，随着一个个与房地产相关的腐败官员落马，房价也必将逐渐回归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