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等相继被查处，其贪腐行为均与房地产有直接关联。贪官落马之后，市民往往拍手称快。

　　群众的情绪当然可以理解，

但如果将一个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仅仅简单与个别官员的腐败挂钩，则显然有点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其实房地产这回事，早被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离真相差不离了。房价高的问题，绝不是抓几个一看就不是好人的开发商，拿下几个贪官就能解决得了的。这其实是一个最能体现中国经济转型期综合征结的病象。

　　例如，分税改革后的地方政府，一方面要靠GDP的全线飘红来应对上面的业绩考核，另一方面却苦于手中可支配资源被越收越少，于是卖地、经营城市成了最好的创收手段，更有甚者为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生生让农民离开故土和锱铢积累的故居，住进所谓的集中居住区(见12月《财经》杂志《农民集中居住得失》一文)。现实中，本应逐步瘦身、弱化管理职能加强服务功能的政府，近年来却借肩负GDP增长之名，日益扩大其行政职权与执行架构，这已与当年自国务院始的机构改革初衷有所背离。

　　就在上月，国资委画地为牢，圈定了七个谁干谁发财的行业，说这是国有企业必须控制的地盘，民营企业别打主意，加之国内合法投资工具的单调、低效及不安全性，于是大、小老板们的钱一窝蜂地冲向了房地产市场。

　　除此之外，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的高速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包括房屋在内的资产价格有所升值也属正常现象。
　　所以说，解决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行政手段固然重要，但只是整体方案的一部分，而且，事实上，目前一些行政措施出台也并非无懈可击，我曾采访过参与“国八条”制定的一位学者，问其那个百分之七十房屋面积低于九十平米的政策出台的来历，该“海归”学者坦承，制定者们确实没有去采样没有去做数据的回归分析，只是大概估算了一下就出台了，“因为时间来不及”。

　　官商勾结者的落马，可以从限制政府过度参与房地产开发的角度，解决一定问题，但显然，彻底解决房价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